【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安東·尼爾曼，翻譯/ 薛凱桓】

2024年5月12日，普京解除了尼古拉·帕特魯舍夫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職務，由長期擔任俄羅斯國防部長的謝爾蓋·紹伊古接任，帕特魯舍夫將“調任其他職務”。紹伊古自2012年11月6日起擔任俄羅斯國防部長，至今已近十二年。在他被“調離”后，普京任命了安德烈·別洛烏索夫為新任俄羅斯國防部長。

俄羅斯此次的人事變動，是普京新一任期開始后的一次重要人事調整，也是俄烏沖突爆發以來俄羅斯政府高層職位的首次大規模變動。從5月10日開始，俄軍開始向哈爾科夫發起進攻，僅在5月11日一天，俄羅斯就宣稱占領了該地區的六個村莊。

在大規模軍事行動開始之后“臨陣換帥”，這似乎并不符合軍事理論的常規。俄羅斯此次撤換紹伊古的決定，不僅與當前俄烏沖突的局勢緊密相關，其背后還蘊含著更為深遠的政治考量。

普京出席5月9日在俄羅斯莫斯科紅場舉行的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9周年閱兵式。圖源：MAXIM SHIPENKOV/澎湃影像

軍事改革

提及紹伊古，就不得不提起俄羅斯自2008年以來的軍事改革。

冷戰結束后近二十年間，俄羅斯軍方對變革持抵制態度。蘇聯時代的思維方式、官僚的既得利益、俄羅斯長期軍事化的政治和社會結構，以及俄羅斯國防部的高度自治權，這些因素共同阻礙了軍事改革的步伐。

2008年俄格戰爭后，俄羅斯國防部推出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軍事改革措施。這些改革在2014年克里米亞和頓巴斯沖突，以及2015年后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中，都展現出了其有效性。然而，俄烏全面沖突的爆發，再次凸顯了俄軍存在的嚴重問題。

俄羅斯國防部與其他國家的軍事管理部門有所不同。以美國為例，美俄兩國選擇了不同的軍事指揮模式：美國采取的是相對分散的模式，而俄羅斯則高度集中。

俄羅斯國防部的職責和權力范圍極為廣泛，它“集中參與制定戰略、規劃和支援部隊、確定優先事項以及指揮和控制，所有這些工作都在一個組織內部完成”。俄羅斯的這種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決策方式，國防部根據總統的指示確定軍事上的優先事項并監督其實施。

因此，俄軍的“權力集中”模式極大地依賴于國防部官員的個人素質。這些官員被要求“在作戰戰略層面思考戰爭”，而國防部之外的執行層面則主要專注于戰術層面的改進。簡而言之，俄軍嚴重依賴國防部在戰略層面對戰爭進行研判，國防部掌握著決定部隊結構、武器生產和制定作戰概念的大權。

這種高度集中的模式有其利弊。一方面，它確保了決策的高效和延續性；另一方面，它也限制了自下而上的反饋，使得決策的科學性難以得到保障。在俄軍中，較低級別的軍官往往缺乏足夠的自主權和自由裁量權。在這種環境下，指揮官往往缺乏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動力，這可能導致層層加碼的決策模式，甚至引發下層軍官的不滿情緒。

由此可見，俄軍的決策高度依賴于經驗豐富、判斷力強的技術型官員。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因素顯得至關重要。那么，格拉西莫夫和紹伊古等人在其中又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為何紹伊古能夠穩坐俄國防部長之位長達12年，卻在哈爾科夫戰事一觸即發之際被撤換？

俄羅斯國防部不僅是俄軍的“主要管理機構”，更是俄羅斯政壇上一股舉足輕重的勢力。自2008年以來，由于西方國家及北約在俄羅斯周邊地區的擴張，俄羅斯的外交政策日益軍事化，傾向于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因此，俄羅斯國防部不僅具備一般國家軍事管理機構的結構和權能，還擁有影響俄羅斯國家安全領域決策的能力，以及左右外交、經濟活動的影響力。在政治權力方面，它遠超一般國家的國防部門。俄羅斯國防部的職能和權力反映了俄羅斯政治領導層和俄軍之間的相對權力平衡格局。

俄羅斯前國防部長紹伊古、前總參謀部長格拉西莫夫以及國防部與政府之間存在著一種微妙的“共生關系”：如果俄軍力量薄弱，國防部就不可能擁有強大的政治地位；如果國防部在俄政府中地位不高，就無法增加在國家安全體系中的影響力。在今天的俄羅斯政府中，除了普京之外，幾乎沒有人是重要且無法替代的。

5月9日，時任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出席于莫斯科紅場舉行的俄羅斯紀念衛國戰爭勝利79周年閱兵式。圖源：TASS/澎湃影像

紹伊古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因為他與普京關系緊密。自葉利欽時代以來，他就表現出了“忠誠執行命令”的特質。俄羅斯反對派曾在2004年有意扶持紹伊古與普京角逐總統選舉，但他選擇了無視反對派的邀請，并與普京保持步調一致。他的作風完全符合普京“軍隊忠誠于國防部，國防部忠誠于政府，政府忠誠于總統”的治理模式，也符合俄羅斯政壇“在俄羅斯，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接觸到最高層，即總統”的潛規則。格拉西莫夫的情況與紹伊古類似，他為人低調，很少接受采訪，在大政方針上也與普京保持高度一致。

其次，紹伊古的地位也深受俄羅斯政壇潛規則的影響。自從俄羅斯啟動軍事改革以來，“經濟人治軍”已經悄然成為俄羅斯政壇內一條不成文的潛規則，國防部長往往扮演了上臺改革、下臺背鍋的“工具人”角色。以俄羅斯前國防部長謝爾久科夫為例，他的經歷對于分析紹伊古當前的處境極具參考價值。

謝爾久科夫出身于稅務部門，他上臺后決心整頓俄國防部內部的資金流向問題，解雇了大量國防部中央機構的官員，轉而任用一些稅務機關的官員來擔任這些職務，以實現對國防部官員的一定程度上的監督。

然而，這種改革措施觸及了許多人的利益，導致他遭受了強大的阻力。最終，在俄羅斯司法部門的壓力下，謝爾久科夫被迫接受調查。為了避免刑事指控，他選擇了主動下臺，實現了“軟著陸”。隨后，同樣出身于經濟部門的紹伊古接任，繼續推進謝爾久科夫未竟的改革。

謝爾久科夫在某種程度上扮演了“背鍋俠”的角色，而接替他的紹伊古和格拉西莫夫則致力于讓所有人“放心”，以便在不引起過激反應的前提下持續推進俄羅斯軍隊的改革。紹伊古的軍改方向是“不計成本地選擇性地恢復蘇聯時代的軍隊建制”，這一方向符合普京整合權力、提高俄軍戰斗力的政治目標。紹伊古和格拉西莫夫之所以能夠穩固其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他們得到了普京的堅定支持。